这是中国最重要的时间节点，但90%的人都没有注意到

2017年的时候，中国发生了一件平淡无奇的“大事”。

平淡无奇，说的是政府以及媒体当时的反应。没什么人觉得它多了不起，没有大篇幅的重点报道，没有权威声音的高分贝解读，甚至茶余饭后都不会有人聊起。

但就其和每一个普通人的相关度而言，它的重要性超过了2008年中国第一次举办夏季奥运会，超过了2012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，超过了当下的大国博弈……

这一年，服务业增加值在中国GDP总额中的占比超过50%。让我们通过一张简图来理解、消化一下这个数据的现实意义。

简单说，这是一个信号。它意味着中国的进步不再是某一项工艺、某一个企业、某一个细分的领域……而是整体性地紧跟在现代国家身后。这是一个侧重于大众感受、生活真实的指标，或者说，这是一个关于一切现代化最终极的目的——人的现代的标志。

事实上，两年之后的今天，当中国的GDP增速下降到过去十多年以来的最低点，当全球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，即便负利率也无法让大多数经济体重现活力，越来越多人会意识到，2年前达成这一步对于中国的意义。

专家说，入世、城镇化是中国过去数十年高增长的主引擎。而即将迎来的新服务经济时代，才是决定中国能否跨越发达国家门槛的关键。事实上，无数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倒在了向服务业转型的路上，中国则已经成功迈出了第一步。

发达服务业，迈向现代国家的最后一级台阶

纽约、伦敦，是人类社会最顶尖的两个城市，是现代文明的集大成者。它们也是英美两个国家登上世界No.1的路径展示，尤其是纽约。

塑造这两个国家及其“全球标杆城市”面貌的，正是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过程。

令很多人意外的是，直至1950年代，制造业依然是这两个城市的支柱产业之一。

1950年代初，伦敦从事制造业的人口高达140多万，制造业产值占比超过40%，除了家具、印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，还有钢铁、重型机械等重工业。

纽约的制造业也曾辉煌一时，对美国赶超英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860年前后，纽约制造业产值为美国第一。要理解纽约当时在美国的地位，1949年后的“东方鲁尔”沈阳，1980年代的上海，它们都差着点意思。

1965年，纽约制造业还贡献了全市25%的就业。当年美国最大500家工业企业中，有128家总部在纽约。其显赫程度，今天的中国只有北京勉强可相提并论。

当然，伦敦和纽约崛起的时代，全球经济拼的主要是钢铁、煤炭、石油。但正因为它们是制造业的佼佼者，它们才最早碰到工业化的天花板，并最早完成了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型。

纽约向服务经济的转型，中国人可能更熟悉。

当年的纽约不仅是“制造中心”，还是“贸易中心”。最厉害的时候，纽约贡献了全美进口总额的一半和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。这个份额大致相当于今天深圳、上海两个中国一线城市在中国扮演的角色。

纽约超越伦敦不在美国GDP超越英国那一刻，而是纽约比伦敦更早完成向“服务经济”的转型。

纽约的大转型始于1880年代。到1950年代初，服务业正式超过制造业，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。银行、咨询、设计、广告等当时的新兴服务业成为了纽约的服务业主体。

到1988年时，纽约仅剩48家制造业500强的总部，而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超过60%。今年，纽约服务业GDP比重约为90%。

伦敦转向服务经济，可以说是起了大早赶了晚集。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滥觞之地，伦敦的服务业长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巅峰，但是它真正完成转型是在1980年代末。

全球金融中心、创意中心都是在1980年代后才成为伦敦的标签。今天，伦敦的服务业占比也达到90%，但是世界第一城市的光环却早已失落。

作为一个规律，那个时代过来的几乎所有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抛弃制造业，转向服务业。但真正能够续写城市辉煌的不多，更多的城市在进入后工业时代后迅速衰落。

现在，用了几十年走过了资本主义列强一百多年走过的路的中国，来到了这个门槛前。中国能顺利地跨过这道槛吗？

中国城市进入关键追赶期

2017年前后，中国城市最具标志性的成就是：内地城市接二连三地在GDP总额上超过香港。但更具普遍意义的则是，有一大批城市的服务业占比超过50%。

后工业化时代，物质的富足使得城市的使命不再是制造，而是创造和生活。城市的主体是人，满足人类更高层次的需求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准。

事实上，“服务业”已经在重塑中国的城市版图和竞争格局。

近些年，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往往是经济结构合理，服务经济发达的那些。

即使是沦为铁锈地带的传统工业区，服务经济依然是区域竞争力最重要指标之一。

如下图，长春——制造业时代共和国长子，被一众小兄弟赶超。但在吉林省，它却是经济下行中唯一能独善其身的工业城市。原因就是，长春服务业GDP占比达47%，仅比第二产业低2个百分点，在吉林全省，经济结构还算合理的。

至于中国城市的领头羊之争，北京、上海的比拼恐怕也终将决胜于服务业。事实上，北京的经济结构比上海更合理，也更高端。

从发展制造业一路走来到抛弃制造业，鲜有中国城市可以绕过。至于今后，中国打造一流城市，甚至是全球标杆城市的雄心，也将会由“服务业”的品质决定。

在几大湾区的比较中，中国湾区最大的差距就在人均GDP与服务业这两项上。

目标很明确，唯有发展“服务业”，但麻烦巨大，当代和过去有巨大的不同——传统服务业中最高附加值的部分，比如高端金融、创意设计、高科技服务等等领域，已经被先行者瓜分，壁垒森严，后来者绝难进入。

后起的中国城市还能够成功跻身产业分工的金字塔上层吗？

“服务业”没有最新，只有更新

如果只是踩着先行者的脚印，后来者很难实现全面超越。

第三产业这个名称，本身就包含社会发展的规律。“第三”不仅意味着出现晚，还意味着这是人类文明密集度最高的地方。毕竟，所有的科技进步最终都要服务于人本身。

因此，如果不能引领新的需求，发展出新的服务经济业态，那么如法国巴黎、日本东京，即便其服务产业占比超过80%，且也足具特色，也只能长期跟在纽约、伦敦身后。

反倒是旧金山，凭借信息革命的技术爆发，在高科技资讯服务业方面打出一片新的天地，令世界瞩目。

中国向服务经济的转型时机略显微妙，一方面世界经济分化严重，服务经济最具价值的部分几乎被垄断；另一方面，中国遭遇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技术革命。

中国的本地生活服务的现状，最能呈现人类服务经济的前后三百年。

偏远的山区、牧场，有货郎式四处流窜的游牧式交易；凋敝的乡下，定期的市集、定点的小铺撑起人们所有的日常；被市场经济塑造的市镇，则有了大型的百货商场，个性化的创意门店、专卖店；至于现代通讯信息技术深度渗透的地方，则是海量的信息与海量的需求在未知的空间“碰撞”匹配，擦碰着火花。

信息、货物、人的传递，依靠腿脚、畜力、运输工具、纸笔、电话、互联网……所有这一切说白了全都是基于人类三次技术革命以来的成果，中国或有发扬光大，但本质上依然是踩着前人的足迹跟随。

只有技术性的颠覆，只有建立在技术颠覆之上的“新服务经济”，才能叫“弯道超车”。就像旧金山湾区曾经做到的那样，生生从纽约、伦敦的金融大鳄口中夺食，却让他们无可奈何。

新服务已经在中国展露苗头，它借助的就是构成互联网革命下半场的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技术等等。

还是以本地生活服务为例。口碑和饿了么提出的“新服务”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平台，而是一个开放式的商业操作系统，平台不再是掌握信息、流量，雁过拔毛的“海关”，而是变成真正的高技术服务商，隐身在幕后。

在新服务生态中，连接被极大的扩展。在用户的感知中，商户与客户的连接仿佛是面对面的，不再需要一个中介的人为介入干预。

一部智能手机加一个商家的App，不只是解决订单、物流配送的问题。App后强大的平台，将会成为商家的商务助理，它会把一段时间内的经营情况集中归纳呈现在手机屏幕上，包括复购率、订单转化率、订单分布雷达图、骑手的送餐效率等等。

不要小看了“外卖”这个场景，这些大数据分析，特别是商圈、钱效的数据，传统上是需要专业的团队、高额的投入才能实现的高端定制服务，但在新服务经济中，普通人也可以唾手可得。

这就是技术打破传统服务业壁垒最形象的案例。

其实，规模对个人的意义没有想象中那么大。人的一生绝多数生活在一个不超出30、50公里范围的圈子里。一个城市、一个国家，是由这些特定的圈子构成的，他们之间差异巨大、需求各不相同，但它们构成的人们真正生活的主要内容。提升特定商家对本地生活的供应能力与服务品质，仅有规模远远不够。

互联网技术革命的上半场，如果说服务经济主要解决的是如物流、支付等基础设施，以及尽可能多扩展用户的规模与边界，那么在下半场，就是要创造属于中国的新服务业态，让中国借助新技术革命重新塑造世界经济的版图。

这就是数字化技术对中国新服务经济的塑造。新服务评价标准不是赚了多少钱，圈了多大地，而是帮助了多少人，服务了多少用户，创造了多少就业，拉动了多少内需。是让多少普通人的生活方式真正实现了升级。而这些，显然有别于传统的旧式流量平台。

在中美贸易摩擦、全球经济下行以及中国面临产业升级的十字路口，数字技术革命引领的“新服务业”悄然在中国孕育，这是时代对中国最好的眷顾。

一百五十年后，真正能够挑战伦敦、纽约的城市，或许将在中国出现。

中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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